[文摘]從『ME』到『WE』--褚士瑩

褚士瑩逍遙遊

從『ME』到『WE』

最 近我帶了拍攝紀錄片的攝影師跟編劇,一起到緬甸鄉下去拍攝公益計畫的執行現場,希望能做好以後除了燒錄成光碟外,還想放在youtube上面,讓更多的人 能夠看到所有工作人員默默付出的成果,也知道世界上總還有一撮人,每天都在為這個世界持續在努力做些事情,因為對這短片的期待很高,所以拍攝過程也特別惶 恐。

隔幾個星期第一次看初剪的時候,雖然每個場景都很熟悉,畫面也很精緻,卻一直覺得不知哪裡怪怪的,好像找不到感情,看完一遍以後,大家都沒有出聲,似乎找不到洽當的字眼,直到我的同事突然冒出一句話:

『可不可以把旁白裡面的「我」都改成「我們」?』

於是我突然間明白了問題的癥結。

在 拍攝的時候,我就一直覺得跟攝影師同行的編劇,雖然很有經驗,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,但是實際上作這個公益計畫的紀錄片拍攝,卻總是從一開始就有說不出的隔 閡,沿途想不出是哪裡有問題,直到帶子剪出來了,我們都覺得不太滿意,才發覺問題出在這個片子是一個用『我』,也就是編劇自己為中心,作為敘述的觀點,來 看這些不幸的人,並沒有跟影片裡其他的人站在一起,所以怎麼樣都只能算『參觀』,而沒有『參加』。

其實習慣當旁觀者,不是編劇的錯,大部 分這一代的年輕人,包括我自己在內,很多都常犯同樣的毛病,這是為什麼動不動就常有大學社團的熱血青年,寫email跟我談他們想要到海外去當義工,希望 能夠建議一兩個星期可以去的地方,每次收到這樣的信,我都覺得很感慨,因為相信自己有能力,想去幫助別人就隨時能去,挑磚頭教電腦都沒有關係,這種熱情多 麼美好,我實在不忍心澆熄,但是大多數人卻沒有意識到,『幫助』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,如果從自我滿足的角度出發,沒有考慮被幫助者的生活場景跟意 願,擅自決定要提供什麼援助,常常只圓了義工的夢,受苦的其實是被援助的對象。

這是為什麼南亞海嘯以後,慈善團體轟轟烈烈捐的鐵皮屋,當 地人不願意住,並非不懂感激,而是我們忘了將心比心,災難過後,想重建的當然是真正的家,用熟悉的材料,按照自己的需要,蓋成心目中永久的家,而不是冰冷 陌生的組合屋,所以無論多麼昂貴多麼現代,都無法吸引真正需要的人。

我記得每次跟來自聯合國發展部門(UNDP)的夥伴在規劃工作的時候,訓練義工跟工作人員的第一堂課,就是讓成員去思索『working for the community』跟
『working with the community』這兩個句子,雖只有一字之差,到底有什麼不同,很多人以為當義工或是有錢就可以幫助窮人,但是大多抱著『幫社區服務』的心態,其實是 不適合做第一線義工的,因為當一個穿著牛仔褲,帶著礦泉水的外人,出現在世世代代穿沙龍喝井水的貧窮村民面前的那一剎那,不用開口,就已經注定了失敗的結 局,無論多麼努力,或是心意多麼美好都毫無用處。

聯合國甄選現場義工,大多都要把訓練的場所,設定在跟支援目的地很類似的地方,兩個星期 的時間,適應席地而坐,在衛生條件極差的環境下生活,用髒污的手指抓飯吃,學習當地人的應對進退,只有通過這些考驗還怡然自得的,才適合被選到前線去服 務。凡事講求速成的都市人,行善也講效率,往往忘了當一個農人最想要的是一個可以汲水灌溉的幫浦時,去教他說英文或上網,無論多麼有意義,這樣的計畫就像 天上掉下來的美麗隕石,都是沒有辦法落地生根的啊!

『那我去挑水總可以吧?』曾經有人這樣反駁我。

但是那些沒有受過教育,只能幹些粗活的人,少數能靠勞力掙錢的機會,卻就這樣被好心的義工剝奪了。

日 本版的NEWSWEEK週刊,最近作了一個WE世代的專題,探討亞洲所謂的新富裕層如何逐漸從ME(我)走到WE(我們),學習不在乎弄髒雙手、捲起袖管 和需要的人一起工作,而不是幫需要的人工作,我看了以後覺得很感動,畢竟這比起把公益活動當作另一種高尚娛樂來說,深刻了一層。

老想著我們能為需要幫助的人做些什麼,是一種熱情,卻也是一種高傲的姿態。
如果我們能夠少一點ME,多一點WE,試著從需要幫助的人的角度,想想我們能一起做些什麼,那麼世界或許變得更好一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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